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1%，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经济总量达114.4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球经济的比重预计超过18%。全面实现经济增速、就业、居民收入、居民消费价格等主要预期目标。但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当前还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科学分析和有效化解供给冲击压力对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供给冲击的现状和具体表现
供给冲击既有生产要素短缺或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也有产业链供应链断裂或阻隔导致的冲击。
从生产要素看。一是原材料供给冲击，原材料价格大幅上升或供给不足。2020年和2021年是大宗商品原材料市场行情震荡激烈的两年。还有些原材料，比如电力、煤炭、石油等由于减碳行动等原因减产停产，进而推动价格上涨，造成冲击供给。二是劳动力供给冲击。由于老龄化、晚婚晚育、少子化等原因，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走低，劳动力在减少，从2012年开始，每年劳动力减少两三百万人。近年来有些地区、有些行业已经出现普工难招、技术工人短缺现象。疫情期间，由于人员流动受限、工作稳定性降低造成收入锐减等原因，导致很多劳动力劳动意愿不高，劳动力参与率降低，进而减少劳动力供给。三是资金供给冲击。2021年1-11月，餐饮行业吊销或注销了80.9万家门店，绝大部分是因为疫情客源减少，导致资金链断裂。华夏幸福、泰禾、恒大、苏宁等知名大型企业2021年纷纷爆雷，本质上是资金链出了问题。更多的创业公司、中小企业由于银行断贷、抽贷等原因而倒闭。还有些科技型企业因为被美国列入投资黑名单，导致IPO受挫，资金筹集之路受阻，如商汤科技。
从产业链供应链看。由于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原本形成的产业链供应链遭遇很大的挑战，有的断裂、有的受到阻隔、有的很不稳定。一是从上游的供应商看，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承担着中下游的加工生产环节，对中上游的高端零部件和原料等中间产品有较高的依存度。在全球化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同上游高端零部件和原料提供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是畅通的，供应链是顺畅的。但是一旦出现贸易摩擦和贸易壁垒，供应链有可能中断或者阻隔。。二是从中间的制造商看。这两年不少地区为了控制疫情，要求企业停产减产。有些地区，如河南遭遇极端天气，很多企业受到影响而关停，粮食因此减产。还有些企业因为污染严重，根据环保要求减产停产。也有些企业根据碳排放要求，拉闸限电减产。三是从下游的分销商和零售商看。由于疫情反复，物流不畅，导致成本上涨，相关医疗物资贸易受到管控，造成了供给冲击。
供给冲击压力产生的原因
造成供给冲击压力的原因很多。主要有：
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尽管中国抗疫最为成功，但是国际疫情依然严峻，美国尤为严重。欧洲、南美洲等地疫情也非常严重。新冠病毒容易通过冷链、人员流动进入我国，疫情输入性压力很大，疫情影响的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疫情对生产、物流、销售等环节带来的影响是深刻的，降低了生产能力，增加了运营成本，甚至对产品质量也产生影响。
二是供求错位。供求冲击压力还源于需求端发生重大变化。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形成了数以亿计的中产阶层，随着中产阶层不断壮大，消费需求不断升级，但是供给跟不上，呈现出消费疲软，内需扩大乏力。而随着“Z世代”，即1995—2009年间出生的一代人的成长，他们追求个性化、多样化等消费需求，但是供给端没有及时相应调整，导致供求错位。此外，随着我国各类产业的转型升级，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要求也在提升，但是供给端有时候跟不上。
三是政策调控。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变化情况，调整相关政策很有必要。但是有些政策限制了某些产品的供给，如双碳战略实施后，煤炭石油等部分高碳行业由于投资不足、供给不够、价格上涨，也导致部分产品(比如天然气)需求增加、价格飞涨。有些政策限制了交易行为，在某些特定领域，有需求，也有供给，但是政策上不支持。比如二手车限迁，很多地区不同意外地二手车流入本地，不让上牌;比如有些地方对房地产市场限购又限价，阻碍了供需行为，导致有些开发商放缓商品房上市速度，也影响了市民的购买。还有些政策限制了创新，对创新行为保护不够。很多科技型民营企业反映，知识产权遭侵权时，维权面临取证难、周期长、赔偿少、打不起的困境，长此以往，企业丧失了创新的动力，企业不创新就无法形成新的供给。
四是国际竞争。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时，西方发达国家看到中国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和巨大的市场，愿意在多领域与中国开展贸易往来。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2020年中国是世界上所有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2021年经济总量接近美国的80%。有些国家为了抑制中国发展，进行公开打压，表现在设置贸易壁垒、提高关税、技术脱钩、限制出口、中断合作等。短期之内，国际竞争会持续下去，对中国现有产业链供应链会产生很大影响。
化解供给冲击的对策建议
一是寻找替代产品，迅速强链补链。由于国际竞争难以避免，贸易摩擦导致的供给冲击短时间很难改变，我们要迅速补链强链。当某个国家对我国特定产品上游原材料出现断供或恶意提价时，要迅速从其他国家寻找替代产品，东方不亮西方亮。逐步实现供给方的多元化，在一方出现供给冲击时可以启用备份供应方。例如，为了减轻我国钢铁产业对澳大利亚和巴西铁矿石的高度依赖，正在逐步转向非洲的铁矿石资源，实现铁矿石供给的多元化。当上游高端技术和产品出现断供，无法寻找替代品时，要自力更生，发挥举国机制的优势，统筹各类人才和资金，攻关夺隘，不断提升对原材料、能源和关键中间产品的供给能力。还要更加注重从产业链角度推动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融通发展，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自力更生的同时，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在做大内循环的同时，促进外循环，不断增强对全球资源供给方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二是强化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在供给冲击出现时，头部企业的不合理扩张及不正当竞争会将成本压力向下游传导，推动物价上涨、削弱经济增长。限制头部企业垄断行为和资本的无序扩张，关键是要给资本设置好“红绿灯”。对各类市场主体和各种资本，既要监督规范，也要促进发展，做到两手并重，两手都要硬。要亮起“红灯”，严格限制资本无序扩张。资本需要加以驯化，规范引导其正确流向。对于符合新阶段、新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产业领域，要一路“绿灯”，引导资本流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制造业，流向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等领域。要引导资本服务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三是激发民间投资积极性。千方百计调动民间资本投资积极性，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市政、交通、生态环境等项目，推出示范项目，明晰竞争规则，保持政策稳定性。鼓励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国有企业中引入民间资本，提高效率。在国家推进电网、铁路等自然垄断行业改革时，鼓励引导支持民间资本积极参与。
四是加大对市场主体的纾困培优力度。一是对于由疫情等客观原因导致经营困难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要定向纾困、精准实施，适当减税降费，加强融资支持，助力恢复发展。二是鼓励引导中小微企业走“专精特新”道路，不要一味贪大求全，可成立各类中小企业发展资金，通过奖补方式支持培育更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努力实现技术多点突破。鼓励商业银行开发“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属产品和服务。三是鼓励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加大创新性投入。财政金融要支持原创性和引领性科技攻关，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重点解决“卡脖子”问题，力争在主要科技领域有一批领跑者，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有一批开拓者。比如支持某些企业开展芯片研究。四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各级政府在安排重大人才工程、人才计划、人才项目时，平等对待民营企业，给予相应的项目和经费支持。将民营企业创新人才建设纳入各级政府人才发展规划，鼓励科技人员面向民营企业开展服务和创新创业。通过高层次人才的加持，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